“百丈战斗，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打了7天7夜，我军共毙伤敌15000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敌我双方都打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
“战局没有打开，薛岳部又从南面压了上来。敌我力量悬殊，持久相峙对我不利。我们只好放弃原计划，从进攻转入防御。11月下旬，我30军、9军撤出百丈地带。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王家口至名山西北附近之莲花山一线。四军在荥经方向，遭薛岳部猛攻。敌众我寡，被敌突进，部队遂撤至青衣江以北。在西面大炮山的33军，则继续巩固阵地，与李抱水部对峙。我军遭敌重兵压迫，堡垒封锁，南下或东出已不可能。”
百丈关决战，是我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碰壁的主要标志。对于百丈关战役这次重要的战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闭口不谈。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到了南下的失败：我们忙着作南下的动员工作，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是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
我们这样努力了几天，便出发南下。我军由卓克基经懋功，迅速攻克了宝兴县城。宝兴是个小县，位于懋功以南大山的出口处，过此往天全芦山，便是比较平坦的地带。天全芦山在这多山的四川，是一片不小的冲积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和暖，盛产大米，相当富庶。
当时四川已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控制，追随一方面军入川的国民党中央军，分驻在战略要地；我们要跟这些装备较好的军队击旋，这和我们初入川北时与川军作战的情况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我军进到宝兴时，先是与川军作战，一经接触，就给我们打垮了。我军乘胜占领天全芦山大部分的乡村地区，这两县的县城当时尚在川军手中。
这一带的战斗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威力。我军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防线完全被击破，我军正乘胜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追击，可是到了9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们上空，作地毡式的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三百多名伤亡中，竟有近300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同时，在这次战斗中，敌人所建立的碉堡阵地，威力较前也大有进步。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经验来对付我们。
我们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过去一方面军在江西对敌作战时，曾采了“斩乌龟头”的战术，好乘敌人飞机没有出动的时候，用迅速的手段，消灭敌人伸出碉堡以外的兵力。但这种战术终于不能发生大效，结果江西苏区为碉堡所困，最后，不得不突围西行。毛泽东也曾斥之为“错误的防御战术”。
我们不愿意重蹈江西苏区的覆辙，决定我们在天全芦山的军事行动是暂时性的，不在这里建立川西苏区，我们在这一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补给问题。因此，我们一面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畜力，将打土豪得来的稻谷运往宝兴以北的山地去，一面在各个集镇上，搜购布匹棉花赶制冬衣，准备不得已时退回懋功。
战局渐渐不利于我军，不久在江西对共作战甚久的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集结到了我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手段，向前进逼。我军与之交锋，占不着便宜。我们素来避免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也不愿持久消耗，乃退回宝兴以北的山区。敌军也不再深入，他们不敢蹈险和我们在山地争胜负；同时，他们也以为把我们围在山地，终有一天会因粮食不继而自趋崩溃。
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不到1个月便结束了。
这就是张国焘极力主张南下的结果，是南下这一战略方针错误的结果，南下的不利因素，中央曾经为他作过剖析，但是张国焘不听，现在在实践面前碰了壁，他就只好“结束了”。
张国焘的“南下”无论天时、地利还是人和都不具备。他不得已只好放弃，转而在中央的极力敦促下“北上”。但他的“北上”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百丈关战斗之后，红四方面军停留在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12月初，敌薛岳部由东面的洪雅地区向荥经进攻，红军于中旬撤出。此外，红军曾在这个地区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和工农民主政府，组织了一个独立师和两个独立团共3000多人。但是，这一地区多是藏族聚居区，长期的民族隔阂，再加藏族上层分子对藏民的欺骗恫吓，都使开展群众工作遇到极大困难。红军的军粮很难得到补充，因此，这一地区不能成为巩固的根据地。
从1936年1月8日红5师的一个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困难情况：“药品材料现在完全是用中药，现在最缺乏的解热剂及收疮剂、纱布、棉花，丹巴附近买不到，早已用完，现也感困难。”伤病员“每天一餐馍两餐稀饭，吃的菜是萝卜、酸茶”。“粮食收集34万斤，已吃完，现在是现买现吃”。“斗笠、脚马子因无材料全未制造。”据郑维山说：“我军在懋功、宝兴、天全、芦山等地瘠民贫的县内，兵员、补给都十分困难。在百丈关附近作战的部队稍好些，能吃上粮食。而散布在夹金山南北的后方机关和医院的同志们，则靠野菜树叶充饥。有不少同志，因饥饿、疾病而牺牲。”
在困难和被围的情况下，张国焘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时想要退到西康去，说什么西康是我惟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即道孚也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一时他又叫嚷“应尽量巩固原有阵地”，还准备“将来南进或东进”。
实际上，这时候的张国焘，已经率领着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包括原一方面军划入左纵队的部队，走上绝路了。正如中央曾经告诫过他的：“南下是绝路”。
现在红军所占领的地区，宝兴是小县，在懋功以南大山的出口处，从这里往天全、芦山是比较平坦的地区。在这里作战，不但面对着装备较好的敌人，而且蒋介石的飞机大炮也得以发挥较大的威力。敌人在这一带已构筑起碉堡线，也阻遏了红军的前进。这些都不是当时红军的力量所能摧毁的。蒋军薛岳、周浑元部集结到了红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法，不但粮食即将吃尽，军事形势也日益严重。敌向北进逼。而红军占领的这一带藏民地区，粮食供应不足，引起藏民反感。藏民不仅阻拦外来的军队，尤其不愿外来军队取得他们自己尚嫌不足的粮食。红军一旦驻扎久了，与藏民争食的情况就日益严重起来。藏族头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粮食，往往集中数百人与红军对抗，发生武装冲突……红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到了1936年2月，薛岳部队6个师配合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李抱冰53师为策应东线敌军，也由康定向丹巴进攻。四方面军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兵员无从补充，粮食得不到接济，向南向西向东均无法进军，只好经懋功向西康省的东北部转移。
当时敌人的兵力布置：邓锡侯部约20个团分布在牛头山、水磨沟、大邑、双河场、天官场、山岗地区。刘湘部的两个师、两个旅在玉林山、何场、平落坝地区。潘文华的两个师和一个旅在夹门关、朱家场、中峰场、观音场、名山、金鸡关地区。孙震部约14个团在金鸡关、白芷庙、草坝场、大兴场地区。薛岳部在荥经、新场、老金山地区。刘文辉部在雄州、汉原地区。李抱冰部两个团在毛牛，两个团在康定，两个团在泸定、瓦斯沟区。李家钰部在大渡河与西昌、会理地区。2月上旬，四方面军制定了康道炉战役计划，决定撤离天全、芦山和宝兴地区。红军主力迅速向西康东北转移，而以一部在邓生、硗碛、达维、抚边钳制南东两方敌人。
当时全军最大的困难仍是物资缺乏。时已隆冬，部队的棉衣尚无着落，战士们把棕树上的棕毛撕下来絮在单衣中御寒，把未经熟制的牛羊皮做背心穿。口粮无着落只好以野菜果腹。由于粮食困难，当时在部队中组织了牵牛队，广泛训练捉牛、杀牛、吃牛方法。这时，张国焘打算“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准备宣传品及向西发展的工作计划”，也就是要进入甘西和新疆。（天全县委宣传部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