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墩遗址发现长江上游最早水稻田 4500 年前古蜀先民就种植水稻了

宝墩古城遗址是迄今发现的中国长江上游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成都平原上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定居生活的地点。是成都平原稻作文明发源地，奠定了古蜀文明、“天府之国”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也是研究三星堆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

6月7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新津宝墩遗址最新考古成果——继近年在遗址内发现了4500年前的碳化水稻等植物遗存后，考古人员在2020-2021年度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田遗迹。

这处稻田遗迹约600平方米，考古人员从生物指标上检测出该区域地层中有大量水稻植硅体分布。这也是长江上游首次发现4500年前的水稻田。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工作站副站长唐淼认为，宝墩遗址的最新发现勾勒了一幅“岷江水润、茂林修竹、美田弥望、蜀风雅韵”的天府田园画卷，对了解长江上游史前人类生活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位于成都新津的宝墩遗址，是迄今发现的中国长江上游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成都平原上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定居生活的地点。

2020年10月至2021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工作站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区域内，清理出了灰坑68个、灰沟8条、墓葬5座，垫面遗迹1处、护坡遗迹1处，出土数以万计宝墩时期陶片及几十件石器。而其中最大的成果，便是发现宝墩时期的水稻田遗迹。

唐淼介绍，这处水稻田遗迹发现于宝墩古城的西南部，目前揭露约600平方米。考古人员在发掘到此处时，发现了异样——这处距离地表2米左右的水平地层与人类活动过的常见地层相比，看不到陶片、红烧土、碳屑等遗物，土层相对纯净，土质则与湖沼中的淤泥颇为相似。更让考古专家惊讶的是，在这处地层中还发现了大量铁锰结核。这是一种铁、锰氧化物的集合体，类似于铁锈颗粒，它需要在饱氧与厌氧交替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这一信息提示我们，该地层不是简单的湖沼堆积，可能与水稻种植时灌水、放水环境有一定关系。”唐淼说，他们及时在该地层中采集了两件土样标本送到中科院检测，同时在发掘中关注与水稻种植相关的遗迹。果然，在对这一区域采取大面积保留、小面积解剖的发掘中，考古人员继续发现了1条与该区域相连通的水沟遗迹，1条疑似田埂遗迹，多处疑似水稻根窝遗迹。

更确凿的证据来自于对土样标本的检测。唐淼介绍，检测结果显示，这片地层中有水稻植硅体分布，“可以说从生物指标来讲，该地层已经基本可以判定为水稻田。”为了进一步支撑这一初步判断，考古人员已对地层土进行系统采样，下一步将系统检测进行最终结果的确认。

在宝墩遗址发现稻田遗迹之前，从事科技考古的工作人员曾对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等多处遗址发现的上万粒种子进行研究，发现了稻谷、粟、黍等不同的植物种子。尤其在对宝墩文化相关遗址的碳化植物种子进行浮选时，发现稻谷数量占绝对优势，占所有种子的半数以上。唐淼表示，正是稻粟兼作的农业体系以及家猪的养殖，奠定了古蜀文明甚至天府之国农耕文明的基础。

从古蜀先民主食种类的变化，或许可以倒推出一幅他们的迁徙地图。

宝墩文化，距今约4500-3700年。宝墩先民的主要来源，被认为是来自西北甘肃、青海地区的一支。这是因为在距今约5300-4800年的茂县营盘山等遗址，发现了大量接近黄土高原仰韶文化及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彩陶器物。此外，通过体质人类学鉴定，营盘山人的头骨，具有典型的古代西北人群特征，这群来自西北地区的先民在岷山峡谷留下了二三十处遗址，却因为彼时成都平原腹心多河流沼泽，迟迟未敢进入。到了什邡桂圆桥文化（距今约5100-4600年）时期，考古人员在遗址的最下层，发现了和营盘山遗存相似的器物，说明这群西北先民已开始尝试着进入成都平原。

回到植物种子浮选，也能看出蛛丝马迹。桂圆桥遗址最下层的种子浮选中，仅见旱作植物的种子。然而到了宝墩遗址，考古人员从土壤中浮选出了粟、黍等种子，水稻的种子占了大多数，这说明当时水稻已经开始成为主要农作物。

“变化的原因，可能是长江中游人群的进入。他们带来了水稻种植以及筑城技术，筑城术可帮助人们抵御洪水，而稻谷也是冲积平原上的理想农作物。”唐淼说，根据动物考古，考古人员还发现宝墩先民已开始驯化和饲养家猪、狗等家畜，其中饲养家猪成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手段。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食物的富余，极大促进了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发展，至宝墩文化三期，以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为代表的大量宝墩文化遗址在成都平原腹心地带涌现。

正在持续发掘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以大量精美文物吸引着公众关注。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和宝墩文化有无关联？唐淼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土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综合发展而来。从这个角度而言，宝墩文化也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宝墩遗址、郫县古城遗址等8座史前古城遗址。它们文化面貌相似，年代前后延续，学术界将该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的确认将成都平原历史向前推进了800年，将成都平原正式纳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之中，填补了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空白，同时为三星堆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唐淼介绍，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已知宝墩文化分布于50余个遗址，其中就包括三星堆遗址。在宝墩文化晚期，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出现了拥有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一系列中原、长江中下游文明因素进入成都平原，与本地宝墩文化融合，产生了三星堆文化。这些外来文化可以观察到的，主要有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等。

“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制陶、石器工艺、城墙修筑技术、建筑形态和生业经济有明显的延续关系，应该说宝墩文化为三星堆文明的起源。三星堆文化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文明因素、长江中下游文明因素综合发展而来。”唐淼说。

宝墩古城开启成都城市文明，为早期国家的形成及文明的萌发孕育了胚胎。

为了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课题——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研究，在国家文物局批准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了宝墩遗址多轮考古发掘，主要目标是探索宝墩文化时期的聚落结构和形态，生业经济、环境与人地关系，探索成都平原社会复杂化进程。近两三年宝墩古城的考古工作便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而展开的。

在本次宝墩遗址考古发掘中，还首度发现了6枚碳化竹片，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成都平原最早的房屋竹构件。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工作站副站长唐淼介绍，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曾发现过竹骨泥墙基槽式居住建筑遗存，但一直未能发现有机质建筑构件。“竹片出土的那一刻，内心是无比激动的。说了这么多年的竹骨泥墙基槽式建筑，大多是根据建筑遗迹留下的痕迹推测。而此次出土的4500年前的碳化竹质建筑构件，最直接地证明了竹骨泥墙的存在。”唐淼说。

在多年对宝墩遗址的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古城内宝墩先民的居住模式：在古城修建内外两重城墙，在城内最高处修筑大型公共性建筑；在地理位置较高的黄土台营建居址，墓葬则通常分布于房前屋后或台地旁的低洼区域；已干涸的低洼区域，被用于制作石器或其他手工业活动；更为低洼的湿地，则被用于水稻种植。唐淼认为，宝墩先民居住与生产生活的空间模式，与如今的川西林盘的生活模式有较大相似性。（吴晓铃  图片均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