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我的羌族老友毛明军告诉我一件关于羌族的大事：一部12卷本的巨著《中华羌族历史文化集成》，今年七月中旬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正式发表。我对此巨著的编辑书写早有耳闻；多位我的羌族朋友直接或间接参与此事﹐以文字﹑口述或照片影像贡献他们的本土知识与观点。这部丛书的各卷内容包括：历史、语言文字、文物古迹、山川胜览、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筑、民俗、民间信仰、史诗、文学、医药、艺术，可说是一部羌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如此巨著能在三年内编成，实非易事，对此我十分佩服参与规划及贡献心力的诸位先生们。略翻阅了几册﹐许多内容对我而言都十分新颖﹔它们或是近年来才经田野采集而得，或由古释比唱经中译解出来，更有些是羌族民众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新创。我将由此获益良多。然而对于这样广泛、充实的内容，且许多都超过了我的知识范围，我实难作任何深入评论。因此以下，我仅以自己多年来从事羌族研究的经验与心得，来说明青藏高原东缘高山深谷间的这个人口只有三十来万的民族，一个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在民族、历史、民俗与文化上的重要性；藉此推介这部丛书的成就，以及期许有更多这一类的文化工作能得到大众的关怀与支持。
1994年-2003年之间，我曾多次到阿坝州的羌族地区作田野考察。那段时间我得到许多羌族朋友的帮忙，如毛明军、周吉祥、王泽元、董正寿、王树全、周发成、余耀明、汪友伦等，他们中多人都在本丛书的编委或专家名单之中。事实上，他们不完全是协助我进行田野考察；更准确地说，应是我们结伴进行考察，各做各的工作。这是因为，他们原来便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搜集整理很有使命感，此时更因一项编羌语词典的工作（由周发成组织及主持）让大家聚在一起；下乡采集羌族语言、文化材料是他们此工作的一部份。我便是在此时刻，以及在此机缘下，经常和他们一同探访各沟羌族村寨。经常整个暑期，我们由一个寨子转移到另一个寨子，由一条沟到另一条沟。这便是后来让我受益匪浅的 “多点田野”。然而这不是我预先规划的研究策略，而可说是我被羌族朋友们拖着走。因为各地羌族语言、文化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他们希望在这些差异中找到一些共同或核心因素，譬如某种核心语言因素，以判断哪儿的羌语宜于作为标准羌语。而我，逐渐倾向于注意为何各地羌族间有这些差异，试图理解这些人群间的语言、社会与文化差异的意义。
便是如此，我进入青藏高原东缘这个充满多元差异的奇妙世界，一个富藏奇珍的学术资源宝库。同时或早于我的田野考察，不少语言学家如孙宏开、黄布凡、孙天心等，以及几位美、法学者，长年在本地搜集语言材料；他们也认为这是研究人类语言多样性及其演变的“伊甸园”。后来我在哈佛大学一个植物学图书馆中发现，更早，约在19世纪末，哈佛的植物学家们在探访本地区时也惊讶于这儿的植物多样性。不仅是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这神奇的地域包括整个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山纵谷地带，由甘肃南部至云南西北部。然而一个无法避免的趋势为，这种曾广泛分布的村寨社会文化在逐渐消失之中。为了及时记录这些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2003年-2012年间，我将自己的考察重心移至羌族西邻大渡河上游的嘉绒藏族以及其南的凉山彝族地区，广泛搜集各地村寨社会的文化习俗、历史记忆及社会组织等数据。
多年来我也努力阐发这些学术宝藏的价值。早在2000年-2002年，我曾与王士元、李文雄等院士共同执行一项关于 “中国民族起源与形成过程” 的研究计划，希望透过语言学、生物遗传、社会人类学之跨学科合作，解答当今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分化等问题。虽然各分支计划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针对议题的跨学科对话方面缺乏共同基础，因而这计划只执行两年便结束了。此后几年由于对青藏高原东缘丰富的人文社会情境了解渐多，让我相信这一地带是跨学科解答人类迁徙、社会发展、族群分化的绝佳场域。
2010年，我以 “青藏高原东缘人类多样性及其历史过程” 为主题，邀集几位各领域学者，如语言学的孙天心院士、遗传人类学的金力院士、考古学孙华教授等，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跨学科工作坊会议。会中，学者们皆由其专业观点，认为青藏高原东缘各族群中蕴含许多人类古老的语言、基因与社会文化因素，加上其多元性，因此是探讨人类族群起源、迁徙、分化与社会演化的绝佳场域，宜于在此进行跨学科合作研究。然而由于大型跨学科研究计划在执行上有许多困难，此事没有后续进展。
无论如何，我在研究中一直受惠于当年做的羌族社会文化考察，也努力让世界知道这是全人类珍贵的社会文化遗产。譬如，我于1990年代的采访口述录音中，有许多是说明本地人由来的 “弟兄祖先历史”。事实上，全球各地（包含中国）古文献及民间传说中都常见这种弟兄祖先故事，但它们都被人们视为神话或乡野传说而被忽略。我在拙著《羌在汉藏之间》中说明，羌族材料可以让我们解读它们在人类生态上的意义，以及了解我们熟悉的 “英雄祖先历史” 及其对应的人类生态。另一个例子是，我在各地羌族村寨搜集的有关 “毒药猫” 之神话传说、集体记忆与个人经验。毒药猫是指一种会变身为动物来害人或以指甲下毒的女子，这些故事与西方女巫传说十分相似。我们知道16-17世纪欧洲曾发生严重的猎巫审判风潮，数万人（多为女性）被当作巫处死，对于发生如此严重暴力的原因学者们有很多的解释，唯独缺乏资料来了解当时的山村社会——这是许多猎巫案最早暴发的地方。我在最近的著作《毒药猫理论：恐惧与暴力的社会根源》一书中，便以羌族毒药猫资料来解读欧洲近代初期的猎巫风潮，并希望藉此能对人类此种普遍的集体暴力有深入的理解。
以上所述都是希望大家重视这部丛书，以及重视羌族地区及整个青藏高原东缘各民族文化遗产的搜集、保存与研究。若能对此工作有进一步建议，我希望除了系统性的搜集、编写与出版这样的资料丛刊外，在此工作过程中搜集的原始资料应作良好保存，特别是对民众的口述访谈录音。这是最珍贵的材料，人们生活在社会文化之中，因此社会文化会以密码的方式镶嵌在人们的口述数据里。另外，许多村寨早已无人居住，2008大地震之后被弃居的更多，趁着许多人还记得，访查及建立各沟村寨基本数据（如寨名﹑内部小地名﹑地盘神名﹑家门等等）十分必要。因为 “村寨”是羌族传统文化过去活生生地被人们实践的地方，有了村寨数据，后人才能完整解读被保存的这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王明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