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杨波，一名来自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对口支援医生。得荣，这里山高谷深，金沙江穿境而过。从成都平原到川西高原，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跨越，更是两种完全不同工作生活环境的转换。初来得荣县人民医院，我最深的感受是“差异”——医疗设备的差异、技术水平的差异、患者就医观念的差异，但同时也看到了当地医护眼中那份同样炽热的医者仁心。

血透室里的“肾友会”

我被分配到得荣县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这里只有九台血透机，却要服务周边近30名尿毒症患者。绝大多数患者是本县的藏族同胞，由于长期生活在高原，高血压、糖尿病、肾病的发病率相对较高。让我触动最深的是，许多患者对血液透析存在恐惧心理，对动静脉内瘘的长期维护也知之甚少。于是，在一年一度的血透室“肾友会”上，我用最通俗的语言讲解血液透析的原理、内瘘的护理方法以及日常注意事项，还特地请来一位透析多年的“老病号”分享经验。当这位本地大叔用藏语讲述自己如何从最初对透析的抗拒，到如今能够正常生活、照顾家庭时，我看到许多患者眼中闪过了光芒。

超声探头下的“生命通道”

肾友会后，我决定为每一位透析患者进行详细的动静脉内瘘超声检查。在平原地区，这是常规检查，但在得荣，由于设备和技术限制，部分患者从未做过这样的检查。检查第一天，我遇到了格桑大叔（化名）。他透析已经三年，最近几次透析总是不充分。超声检查显示，他的内瘘已经严重狭窄，血流速度明显减慢。“格桑大叔，您的‘生命线’有点堵了，需要处理一下。”我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告诉他。格桑大叔愣了一下，然后紧紧握住我的手：“杨医生，你们来了真好。以前我们只能等到血管完全堵了再去成都，路上要花两天，费用也高。”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为血透室的每一位患者都做了详细检查，建立了内瘘病情档案，制定了针对性的维护方案。当地医生张涛从一开始的旁观，到后来主动上手操作检查，进步神速。

手把手地技术传承

真正的考验发生在一个周四的下午。一位才进入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患者因外院的临时股静脉透析导管失功能要紧急透析，但他的动静脉内瘘还未成熟，无法使用。按照常规，需要重新置入临时透析导管。“杨老师，这种手术我很少做过。”张涛医生有些忐忑地看着我。我拍拍他的肩膀：“别担心，我们一起做。你看我做一遍，下次你就能独立操作了。”手术室里，我一边操作一边详细讲解每一个步骤：如何定位、如何穿刺、如何确认导管位置......张涛全神贯注地看着，不时提出问题。不到半小时，导管成功置入，患者开始接受透析治疗。看着监护仪上平稳的生命体征，张涛松了一口气，“杨老师，下次我能试试吗？”“当然可以。”我笑着回答，“我在旁边指导。”随后的两个月，我指导张涛顺利完成了临时透析导管置管术。当他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例带涤纶套的透析导管拔管手术时，那一刻，我深切感受到帮扶的意义——不仅是解决问题，更是培养当地医疗力量，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翻山越岭的义诊路

除了医院里的工作，我还跟随县医院医疗队深入得荣县的每个乡镇义诊。在成都，我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偏远”二字的含义。有一次，我们去海拔3500米的徐龙乡义诊。越野车在悬崖边的土路上颠簸了四个多小时才到达。村民们早早等候在卫生院门口，排起了长队。

一位老阿妈撩起衣袖让我检查她肿胀的手臂。通过翻译，我了解到她已经关节疼痛多年，但因为路途遥远，从未去过县医院。我为她做了初步检查，开了药，并详细说明了用药方法，并指导她去县医院进一步就诊。“医生，你们还会再来吗？”临走时，老阿妈拉着我的手问。“会来的，而且县医院的医生们也会经常下来。”我肯定地回答。义诊返程路上，山谷寂静，同行的藏族司机哼起了山歌，旋律悠扬，在夜空中回荡。我突然理解了“帮扶”更深层的含义——它不仅仅是技术的传递，更是心与心的连接。

跨越千里的“生命桥”

转眼间，我在得荣已经工作了六个月。前几天，血透室来了一位新患者，是张涛医生接诊的。从问诊、检查到制定透析方案，他做得有条不紊。我站在一旁，几乎不需要插话。在得荣，我治疗了疾病，传授了技术，但收获更多的，是这片土地和人民给予我的感动与力量。我只是一名普通医生，在有限的对口支援时间里，能做的工作也有限。但我相信，我和无数帮扶干部们共同努力，正在得荣架起一座座无形的桥——医疗技术之桥、教育理念之桥、发展思路之桥。这些桥连接着高山与平原，连接着传统与创新，更连接着各民族同胞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