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你想要的样子，人生必须要走这五步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穷得吃不饱穿不暖。穷的原因，第一是因为我祖父，第二是因为我家兄弟众多。兄弟众多，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再加上我们兄弟慢慢长大，要修新房给我们兄弟结婚成家，家里拿了好的包产地去和人换屋基，粮食自然大幅减产。要想吃饱穿暖，长大了的我们只有离开家乡，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好在我们兄弟都因为祖父的激励，离开学校之后，都迫不及待离开父母，到家乡之外的地方去谋生。

其实，我父母结婚的时候，祖父已经去世快两年了。说我们受到祖父激励，是受祖父外出闯荡精神的激励。祖父大约在20世纪初出生，成长于晚清与民国交替的混乱之中。我祖父的祖父辈从江西还是其他哪个省迁徙入四川，最后在川北西充落脚。从曾祖父的父辈开始，除了在田地里辛勤劳作，还在自己家里开挂面作坊。乡里乡亲赊欠借贷，终于将老祖宗们原本想过上富裕日子的梦想打破。到了曾祖父这一辈，手上积攒了一些田地、房产，但日子离大富大贵还有不小距离。祖父读过不多的书，十多岁时在家放牛。他实在不甘心像前辈人那样，在川北丘陵终老一生，终于在一天清晨，将牛拴在我家房后垭口那棵刚栽不久的黄果树上，离乡往西，徒步去了成都。

想不到，祖父竟然在省城闯荡出了名堂，发了财不说，还把家安在了省城。父亲出生在成都西边的大邑，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少年时期；二叔、三叔也分别出生在广汉、绵竹，幺叔在新国家建立之初，出生在老家西充。祖父从成都回到老家十年后去世，两年后我父母结婚；大哥出生三年，那场长达十年之久的运动开始。由此可以看出祖父的大致经历，以及他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最小的弟弟出生；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兄弟陆续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现在我最小的弟弟已快五十岁。人生海海，世事如棋。一个人的一生，既漫长，又短暂，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大概都要经历这五个词代表的五步：从梦寐以求到志在必得，经过一番磨砺，然后是量力而行，再变成随心所欲，最后是顺其自然。

我小时候梦寐以求的是吃饱穿暖，吃饱穿暖后的梦寐以求是在城市里落地生根，在城里落地生根后的梦寐以求是争取更大荣光。在追求这些物质财富或者看得见的东西之时，都是从信心满满的志在必得，到要么心想事成后的戒骄戒躁，要么屡遭挫折后的偃旗息鼓。当然除了这样的两极分化，还有更多在有得有失之间的平平淡淡。无论戒骄戒躁还是偃旗息鼓，其实都是一种自我决断的量力而行。有了自我决断，自然就会随心所欲，顺其自然的结果当然是每个人最后的人生必然境界。

我的这些人生感慨，在研究晚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后，愈来愈清晰。从求取生存，到追求精神富足；从没有见过面的祖父，到研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我想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事，是要用最少的精力去满足生存需要，用最多的精力去满足精神需求。但是，必须承认，很多人一生用最大的精力也满足不了生存，或者说满足不了物质需求。这就是很多人痛苦的原因。

人因为有欲望而痛苦。

曾、左、李都是名垂青史的人物，也是离我们最近的古人。他们的一生跌宕起伏，他们最初的起点一样是并不很富裕的农村，他们是最值得我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所以，我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喜欢读与他们相关的书籍。

看多了关于曾、左、李的书籍，原来他们的智商和情商，他们的功名与成就，无论当朝还是后世，能与之匹敌的人寥寥可数。但他们的人生之路，亦如我们一样，经历了梦寐以求、志在必得、量力而行、随心所欲、顺其自然这五个词代表的五个阶段。

曾、左、李都是出生在耕读之家，他们的家境区别很大：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虽然43岁才考取秀才，但曾国藩的爷爷星冈公已经积聚了一定财富，曾氏家族从曾国藩这辈开始，供子孙读书是没有很大问题的；左宗棠的祖父辈都是侠肝义胆之人，靠教书为业，到了左宗棠这辈，家道已经彻底衰败，左连进京应试的盘缠都很难筹集；李鸿章的家境是三人之中最好的，他就像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宠儿，小时候家里有能力给他和兄弟们聘请名师，长大后父亲已经在京为官，实实在在的官二代。

尽管如此，他们心中都有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二十岁的曾国藩还在为考取秀才挑灯夜读，二十岁的左宗棠刚中举人，二十岁的李鸿章已经写下“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豪壮诗句，走上“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宽途大道。这时的曾左李，年轻气盛，目标明确，意气风发，不屈不挠。

但是，随后的结果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曾、李都先后中进士、点翰林，在京做了官，左宗棠却是屡考不中，只好回家谋生。不过，数年相对“稳定”的不同生活，一样没有浇灭他们心中各自的“梦寐以求”：

曾国藩在京受到新皇帝咸丰叱骂，差点掉脑袋，委屈而不屈；后来命运刚有转折，外放江西担任主考官，却遇母去世；回家丁忧，皇帝又命他墨绖出山办团练；再后来（1857，咸丰七年），身陷江西，本来想趁父亲去世，向皇帝争权，不想遭遇天京事变，不但没有心想事成，反到被皇帝奚落。曾国藩几番沉沦，始终没有放弃建功立业的想法，甚至是屡败屡战、一往无前。

左宗棠放弃科考，蛰伏湘东北，种地、教书、学习。特别是在亲家陶澍家里，边帮忙管理陶家事务，边潜心学习陶澍遗留下来的文稿、奏折，提前熟悉大清官场；1852年（咸丰二年），左宗棠入湖湘幕府（湖南省政府）做秘书，开始参与军政事务；1859年（咸丰九年），左宗棠遭遇樊燮案，卷入官场争斗，差点丢命。纵然如此，他同样心怀梦想，大胆憧憬，丝毫不肯放弃。

李鸿章是才高志大。科举一帆风顺，做官顺风顺水，但是他想万事都要夺取魁首。太平军兴，李鸿章发现依靠军功晋升更快，在尽快做高官、尽享人生得意的功利心驱使下，他放弃安逸稳妥的京官生涯，主动去战场冒险。回到安徽老家，李鸿章从翰林变绿林，开始与太平军浪战，胜少败多，要不是奸滑，早就死了几回。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坚信胜利一定会属于他，他一定会成功。

可以说，曾左李在人生不管是欣逢顺境，还是遭遇挫折，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坚定的目标。虽然可以从各个方面、从不同角度解释他们的“梦寐以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心中都有一团火，这团“火”就是他们的人生理想。

一个人只有理想而没有实现理想的动力，肯定实现不了理想。值得肯定的是，曾左李都憋着一口气，要实现他们的理想。这就是志在必得。

在获取成功时，他们都懂得内敛；在遭遇失败时，他们都懂得反省。曾国藩自知智商不如人（其实他的智商并不低，只是和左、李相比，不算高），在遭遇一系列不如意后，不断反省、总结。他给儿子曾纪泽写信说：“敬则无骄气，无怠慢之气。”敬畏之心让曾国藩从“梦寐以求”的狂热中，既获取“志在必得”的信心，又有了“量力而行”的分寸。接下来，曾国藩无论是获取镇压太平军的“惊世之功”，还是在天津教案中的“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他都强自镇定、“随心所欲”。虽然这是一个人饱经世事磨砺的幡然醒悟，甚至也有处世为人的“老谋深算”，但在人心叵测的艰难世事面前，人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选择“顺其自然”也许最好。

左宗棠樊燮案因祸得福，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在大清政坛上崛起，不但有他埋首陶澍家八年的勤奋苦学，也有他湖湘幕府的九年实践。重出江湖的左宗棠几乎是一飞冲天，浙江巡抚、闽浙总督、西征收复新疆、入值军机处行走，无限风光的背后，既有“志在必得”的壮志豪情，也有“量力而行”的谨慎。左宗棠西征之前，为请刘典出山助力，为刘父写下据说是左宗棠一生唯一为人撰写的墓志铭，其中多有溢美之词；入值军机处，因礼仪不周，再次险遭重祸。刚烈倔强的左宗棠，虽然不像曾国藩那样忍气吞声，但也实在收敛了不少。他虽然同样气冲斗牛，但不再像昔日他年那样一言不合就“跳脚骂娘”。

李鸿章与曾国藩、左宗棠受到三番五次邀请才出山镇压太平军不同，他主动、积极得有点迫不及待。从京都到家乡，从京官到团练，以为只要走上战场，梦寐以求的东西就会唾手而得，哪里想到志在必得却成为败走沙场。李鸿章应该有过沉沦，但他自恃才华、运气、年轻，依然志在必得。浪战败逃、曾幕锤炼，李鸿章开始量力而行。但是他的“量力而行”，实实在在是一种积聚能力、寻找时机，从来不会做无谓的牺牲。所以就有祁门脱逃，就有了自请赴沪。咸丰十一年（1861年），是38岁的李鸿章一生命运的转折点。组建淮军赶赴上海，火中取粟的李鸿章押宝式的豪赌，终于让他一举成名。第二年，经曾国藩推荐，李鸿章被署任江苏巡抚，随后实授，从此辉煌。

纵观曾、左、李一生，他们一生几乎都是沿着立志（梦寐以求）、努力（志在必得）、反省（量力而行）、历练（随心所欲）、平淡（顺其自然）这条道路，踌躇而行。与很多人不同的是，他们只要定下了目标，不会再踌躇，也没有丝毫犹豫，坚定勇敢地向前走下去。

学习传统文化的好处，是从历史人物身上吸取经验教训。曾左李身上，无疑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第一是他们是早年立志，都有做一番事业的决心：曾、李中进士点翰林，在京为官之后，一样心系天下，没有坐享清福；左宗棠科举不利，但一样没有气馁，学经世致用之术，料理好家事之后，对国事天下事从不袖手旁观。

第二是他们有为实现自己理想奋不顾身的勇气。太平军起，曾左李先后走上前线，把个人建功立业与卫护儒教、保卫朝廷紧紧捆绑在一起，虽有万难，却不惜一死。

第三是他们在遭遇个人失意的时候，懂得反省、知道敬畏。曾国藩在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遭遇官场排挤、家中丧父、皇帝讥笑，从极端狂躁中平静下来，开始人生新征程；左宗棠好不容易在湖湘幕府站稳脚跟，却遭遇樊燮案，他亦如曾国藩一样，开始蜕变；李鸿章其实早在与太平军浪战胜少败多之后就开始反省了，所以他祁门脱身、勇赴上海。

在建立了军功，几乎功成名就之时，他们的脾气、性格慢慢改变。曾国藩作为镇压太平军的“第一功臣”，他想到的保持身名俱泰的方式是解除兵柄，将部分湘军将士遣散回家，同时把李鸿章和淮军推上前台，自己韬光养晦，免得朝廷疑忌；而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农民式的“本分”相比，在官场上擅长运用权术和手腕，将权势看得极重，占据高位不肯下来，并通过罗织关系网以自固。左宗棠却说：“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时，不被人嫉。”他像历史上许多越活越清醒的智者一样，能够通过不断累积的人生经验，站在更高的层面看待事关个人与国家的问题，从根本处省悟并扭转性格缺陷。

曾左李的经历、性格不同，他们建立事功有显著区别，“随心所欲”的结果也就不相同。假如时光可以倒流，让曾左李在相同历史背景下，互换位置重新去选择，曾国藩不可能做成左宗棠收复新疆的那样伟业，左宗棠一定会比曾国藩提前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李鸿章肯定不会去收复新疆。当然，假如曾国藩如果像左宗棠那样屡考不中，只可能像他父亲那样在乡下教书，最多以文章道德留名后世；左宗棠像曾李那样高中进士，他取得的功名可能也不会逊色于后来。

学习传统文化，可以让我们对中华文化有更多了解，增强文化自信。我们在研究历史、了解历史人物时，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与人相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增加个人智慧，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我在十多年前开始，几乎专心致志地研究曾左李，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学习到了他们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同时也看到了他们的时代局限性。毕竟，曾左李作为封建社会的精英，他们虽然在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展现了卓越才华，但他们无法超越阶级立场，看不透封建制度的根本矛盾；看不透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等等，自然就会忽视民众力量，形成精英主义固化，将“忠君”等同“救国”，将技术革新等同制度进步，把个人道德视为社会治理方案，也就看不淡对名利的追求，曾国藩一边以“圣人标准”自律，一边却对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采取残酷手段进行镇压；左宗棠以个人才干转化为治军手段，其率楚军影响力不及湘军、淮军；李鸿章将个人利益与“忠君报国”混为一谈，家族贪腐被世人诟病。

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信息通达广播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摒弃遗留下来的封建糟粕，从自身做起，爱家庭、爱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增进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文明得到更大发展。

作者简介：冯俊龙，四川西充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近年主要从事散文和文艺评论创作，在《人民日报》《文艺报》《解放军报》《四川日报》以及《同舟共进》《文史天地》《党史博采》等刊物发表作品多篇，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作家文摘》《中外文摘》及新华网、人民网、中国军网、“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转载。曾获四川报纸副刊奖、四川散文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