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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人对外交流的范围远超我们的想象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璋



十节玉琮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诗人李白曾在《蜀道难》中感叹蜀道崎岖、惊险。千古名篇《蜀道难》让巴蜀大地的奇绝瑰丽、闭塞神秘深入人心,但浪漫夸张的“诗仙”李白不会知道,在千年之后考古支撑与研究掘进,崇山峻岭间开凿的蜀道、深受长江下游良渚文明影响的金沙玉琮、行销欧洲的蜀锦等无不反映着“蜀道难”从未阻挡古蜀人与外界交流的脚步,他们和外界的交流范围与水平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

  解码文明

  蜀道:秦蜀之路早在三千年前就被踩开


  金牛道作为古蜀道一颗璀璨明珠,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段,其起点就在成都。“五丁开山”是成都人自幼耳熟能详的成语。秦国意欲出兵伐蜀,却不知道通往蜀地的道路,秦岭高险,不知道路怎么办?秦人做了五头石牛,把金子放在石牛的尾巴下面,告诉蜀人说,这石牛能拉出金子来。为了把石牛顺利运回蜀国,蜀王派了五位力士开山成道。然而拉回来的石牛并不能便金,这条为接金牛而开的道路反而成了蜀国的灭国之路。金牛计就是今天金牛道的由来。

  传说中有力大无比的壮士开山,但不难想象的是,3000年前没有坚固的工具、精密的仪器,古蜀人开凿蜀道一路上流下了多少血和泪,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历史上的蜀道工程究竟有多壮观?近年来越来越多蜀道沿线的考古发现与历史上丰富的史证,蜀道起源时间不晚于5000年前,夏商时期初步形成,战国中期已全面形成,是东亚大陆形成最早的交通干线系统之一。

  如果把秦蜀二地比作巨人,蜀道就是巨人肩上的一个扁担。秦蜀古道的称呼也说明了它的走向和区域,关中、汉中、蜀中,这三个地方都发现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去年成都博物馆的“秦蜀之路 青铜文明展”则以文物实证了互动存在,证实早在商周时期,秦蜀先民就已开始利用天然的古道进行文化往来。“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早在3000年前已被先民们用脚掌踩开。

  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纵目面具、神树、璋形器等,构成了古蜀王国大型祭祀活动的主要器物组合。这种类似的人面或兽面,在西安市的老牛坡等遗址也有少量发现。在三星堆,其铜眼形饰曾出土几十件,成为三星堆纵目面具之外,古蜀人“眼睛”崇拜的力证。不仅如此,作为祭祀的重要礼器之一,铜璋形器和玉璋在三星堆、金沙和汉中市的城固、洋县地区都有发现。

  长江:古蜀人种植水稻的传入路径

  诗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道出古人相思之切。而数千年前的古蜀人已经沿着长江,与其他文明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辉煌缘起自首尾两处。首,是岷江上游的古蜀文明,尾,是以玉器著称的良渚文明。

  古蜀先民在距今5300年到4600年左右的营盘山遗址时期,还只是种植小米。但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什邡桂圆桥遗址和其后的高山古城、宝墩遗址,便发现了水稻的遗存。而水稻的种植最早可以追溯到1万年以前,其原产地就是长江中下游流域。虽然水稻是由一部分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先民带入,还是经过无数次的货物交换、农桑学习而来仍未被考证,但我们可以想见得到水稻的古蜀人的欣喜之情。千里之外的神秘农作物,竟与成都平原的气候土壤如此契合。

  不仅如此,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有不少良渚文化玉器的踪影,尤其是玉琮这种器形复杂的礼仪器。良渚文化散落在长江下游、环太湖与钱塘江流域,他们稻作农业已相当进步,手工业也有很高的成就,比如玉石制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也许,在三四千年前,古蜀人和古越人已通过长江来往,就农业手工业技术、神权思想等方面,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了。

  有意思的是,传说中古蜀五祖之一的鳖灵正是从长江而来。传说古蜀“开明”王朝的创始人鳖灵原是楚国人,不小心失足落水溺亡后,尸首逆流而上到了郫县。复活后被望帝任命为蜀国丞相。后来大洪水爆发,鳖灵带领人民治水,在都江堰玉垒山凿开一条通路,解除水患,人民由此得以安居乐业,他也因此继承了帝位。

  南方丝绸之路:成都通过丝绸与世界对话

  公元前1世纪的某一天,罗马大剧院挤满了贵族,当凯撒大帝身着丝绸袍服出现在看台中央时,引起了全场的轰动。华丽无比、闪耀光芒的丝绸让在场所有贵族无不艳羡。此后,人们争相效仿穿戴丝绸品,丝绸在罗马城中广为流行。被罗马贵族竞相追捧的丝绸并非国产,而是通过神秘商道,从万里之遥的中国运来,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来自有着锦官城之称的成都。

  回溯以往,成都的丝绸文明,积淀着上千年厚重的历史。从传说中嫘祖发现蚕丝开始,到聚集在岷江上游的蜀山蚕丛氏发展栽桑养蚕的技术,再到以蚕桑丝绸兴邦,蜀地的兴起无一不与丝织业有着紧密联系。三星堆出土的人物面具,也形象反映被称为“凸目养蚕人”的历史。

  南方丝绸之路起点是成都,这条交通道路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金沙时期。在金沙遗址中,出土了200多件玉璋,数量之庞大,比全国其他遗址或地方出土的玉璋数量的总和还多。越南北部东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凹刃玉凿、领玉璧、玉璋等,都与三星堆、金沙出土物样式一致,而三星堆也出土了大量来自印度洋的海贝。凡此种种,我们不难发现,古蜀国其实很早便与域外通过一条道路发生联系。

  大量史料证实,早在北方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一条由成都出发,经云南进入南亚和东南亚的丝绸之路就已经开通,形成南方丝绸之路,造福中国西南地区和南亚、东南亚各国人民。与此同时,古蜀先民不辞辛劳,把产于成都的蜀锦,经“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运往长安,从长安再运往西域、中亚和世界其他地方。那些满载货物的马匹,从成都一路南下,清脆的马蹄声、悦耳的铃铛声,夹杂着川商们的谈笑与吆喝,响遍沿途的山谷与村落,响彻南方丝绸之路。这些披荆斩棘的川商先祖,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开辟了南方丝绸之路,并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本报记者 李雪艳 文/图

  专家声音

  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何一民:

  成都 古代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


  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何一民指出,丝绸之路是古代欧亚大陆东西方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之所以被称为“丝绸之路”,关键在于它是以“丝绸”命名,而成都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丝绸生产地,是丝绸的高端产品“蜀锦”的制造中心。他说,成都不仅与北方丝绸之路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而且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及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因而在古代中国成为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

  何一民告诉记者,特殊的地理区位使成都很早就与外部进行了多方位的交流,以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和西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无不透露出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信息。汉唐时期,随着国家强盛,对外大开放,对内大发展,成都与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从而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城市,汉代“列备五都”,唐代则被称为“扬一益二”。总而言之,成都虽地处内陆盆地,但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区域优势,成为长江上游对内对外交流发展的中心和纽带,为城址千年不移,城名千年不改,城市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汉唐成都之所以发展成为当时闻名于世的大都会,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北方丝绸之路的畅通,南方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和长江流域经济的繁荣与互动。正是成都具有这种独特的地理区位,促进了成都在先秦、汉、唐的三次崛起。

  何一民认为,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交流联系非常广泛,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以及相互补充。除了大量文献记述有蜀文化与楚文化、吴文化之间的联系外,近年来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考古中还发现了大量文物,可以直接揭示成都文化与长江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状况。蜀文化在长江流域具有很强的活力,与长江中下游的楚文化、吴越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而在关注蜀文化与其他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也许这样能进一步揭示出成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和贡献。

  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地理上的封闭性恰好促进了成都的开放性,推动了历代先民们为走出封闭的盆地进行了长期的不懈努力和奋勇开拓,从而使成都成为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及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成为汉唐时期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因而,传承和弘扬成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转变发展观念和思路,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机遇期,充分利用好自身的区位优势,主动融入到“一带一路”战略中,制定相应的有针对性的顶层规划设计,做到全方位、多层次地融入到“一带一路”战略中,借助这个新的平台为成都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推动成都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记者 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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